洪萨速配 信义精神的历史源流与当代价值演讲人：孔德立 演讲地点：孔子研究院学术讲堂 演讲时间：2026年4月
孔德立 孔子研究院院长、二级研究员，博士生导师，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尼山学者。研究领域为儒家哲学与中国思想史。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，山东省泰山学者。著有《先秦儒墨关系研究》《早期儒家人道思想的形成与演变》《先秦诸子》等。
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。孔勇摄/光明图片
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《论语》简。新华社发
山东曲阜鲁源村。杨国庆摄/光明图片
山东曲阜尼山圣境。杨国庆摄/光明图片
在我国古代文化中，信、义与仁、礼、智合称为“五常”，是古人最重要、最核心的伦理观念。
从源流来看，古人推崇的信义并非凭空创造，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形成、代代相传、不断完善发展的精神财富。也正是因为有了包括信义在内的精神内核，中华民族得以形成了诚实守信、重情重义、坚守底线、勇于担当的民族品格。接下来，我就信义精神的内涵、源流及其当代价值加以阐释。
信义的内涵
“信”字从人从言，“人言为信”即说出来的话要算数，做出的承诺要兑现，心口如一，表里如一，说到做到，这就是信。“义”，古人一般训为“义者宜也”，繁体由“羊”和“我”构成，最早和祭祀、礼仪相关，后来逐渐演变为做事合宜、符合道义的意思。简言之，做该做的事，坚守正道，走适宜之道，这就是义。信义合一的基本内涵就是诚信为本、坚守道义。在古代典籍中信义常常并称，比如“敦信明义”“赏莫大于信义”“信以行义”等，而违背承诺和道义的行为就被斥为“背信弃义”。
信为什么会和义结合起来呢？因为信不可盲信，需以义为准则，只有符合道义和公理，才是真正的信。《论语·学而》有言：“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。”约信的事必须遵循道义，才能真正践行。人们往往把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作为孔子论述信的经典名句，但是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：“硁硁然小人哉！”这是说如果把信绝对化，固执而不知变通，像坚硬的石头一样，这样的人并非君子而是小人。关于这一点，孟子的观点更鲜明：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在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他认为，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，做事也不一定必有结果，最关键的是要合乎道义。脱离正义的原则，不讲变通，就是盲目的、呆板的信。墨家也讨论过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的问题。《墨子·兼爱下》提出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，无言而不行也。”《墨子·修身》又言：“言不信者行不果。”墨子以“兼爱”为目标，强调执政者对民众要始终言行相合、取信于人。墨子对信的坚守，与孔子“民无信不立”的政治伦理高度相通，二者皆以信为治理根基、为人底线，区别仅在于，儒家更看重义对信的统摄，而墨家更强调言行一致的刚性践行。
孟子说孔子是“圣之时者也”，即与时俱进的圣人。这也是孔子秉持信与义结合的体现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孔子在周游列国途中，率弟子从陈国到卫国去，路过卫国的蒲邑，当时卫国的公叔戌盘踞在蒲邑反叛，他怕孔子到卫国后帮助卫国讨伐自己，于是扣留了孔子。孔子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力士，要与蒲人拼命。公叔戌害怕了，于是派人对孔子说：“如果你们不去卫国，我就放了你们。”孔子同意了，并与蒲人盟誓。蒲人于是就放了孔子一行。但孔子一出蒲邑东门，便立即直奔卫国而去。弟子子贡对此很不理解，认为刚结的盟誓怎么能违背呢。孔子回答说：“要盟也，神不听。”意思是说此盟誓是我们被胁迫的情况下所立，是不符合道义之事，神灵是不会认可的，我们自然也不必遵守。孔子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：不符合道义的承诺，没有坚守的必要。守信不是愚守，而要以道义为标准。
信有了义，才是真正的信；义统领着信，才是完整的义。信与义相互补充、相互支撑、相互成就，才成为令人衷心服膺遵守的道德准则。
信义的源流
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质之一，信义精神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有密切关系。在土地上长期耕作、生活，安土重迁，造就了典型的熟人社会。古人很看重人情、良心、口碑、道德。身处乡里乡亲中的个人，说话算不算数、做事讲不讲道义，直接决定了他能否立足、能否被尊重和被接纳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古人认为柔性的道德规范比刚性的法律条文更有效、更深入人心。于是，仁义礼智信这样的道德规范就自然而然地产生、发展、完善起来。
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让古人对自然有更多依赖。为了农业生产，古人需要不断观察自然现象，总结自然规律。经过长期观察，古人发现日月星辰总是有规律地东升西落，一年四季总是重复寒来暑往、秋收冬藏，从不混乱，从不失信。古人认为这就是天地之信。孔子说：“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古人认为，上天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是它用实实在在的自然变化告诉人们什么是守时、什么是守信。天地尚且有信，更何况人呢？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之上，信义的思想逐渐产生发展，并且被贯彻到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在农耕社会中，生产稳定与富足是人们的基本追求。但古人认为，农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地与人们所无法控制的“神秘力量”。因此，人们相信生产与生活离不开天地与祖先神、谷神等神灵的护佑。祭祀是人们寻求神灵护佑的方式，是古人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大事。人为神提供丰盛的祭品，而神则确保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通过祭祀之礼，人与神建立起信任关系。古人祭必言“信”，认为只有取信于神，才会得到神的护佑。追溯“义”的本义，其实也与祭祀有关，有人认为义是“仪”的本字，指祭祀时的庄严仪容；还有人从义（義）的字形字音考察入手，提出羊是古代最重要的祭品，而“義”与牺牲的牺（犧）音义都很相近，二者可能有某种意义关联，由此推知，义大概是指祭祀中的某种规范，后来渐渐发展为一种正当的、合宜的道德规范。总而言之，信、义也是古人处理人与神关系的重要伦理信条。
众所周知，春秋时期是从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过渡的时代，当时的贵族往往通过向神盟誓，来表示自己信守约定的决心。古人以盟誓要直面神灵之故，强调必须非常虔诚。这一时期最有名的盟誓是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记载的“郑伯克段于鄢”故事。郑庄公因他的母亲支持其弟弟叛乱而对其心生愤恨，一度发誓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”，与母亲决裂。后来郑庄公后悔了，又想跟母亲见面，但忌惮当初的誓言是对神发的、不能违背。颍考叔给他出了一个主意，让他挖一条很深的地道，直到挖出泉水为止，在地道里与母亲会面，既保全孝道又不违背誓言。
到了孔子活动的时代，忠信、信义成了贵族崇尚君子之人普遍遵守的德行。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们对信义做了大量的理论阐释，深化和扩展了信义的思想内涵。湖北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有一篇《忠信之道》，《中庸》有“诚者，天之道”的论述。值得关注的是，思孟学派的“仁义礼智圣”五行，到汉代董仲舒那里被改造为“仁义礼智信”五常，这意味着“信”取代了“圣”跻身五常，其分量愈加重了。五常又与古人的“五行”之说相配，其中信对应土，方位是中央。土在五行中居于核心地位，是其他四行的承载者，信在五常中的地位也是如此。到了宋明时代，理学家更多讲仁义礼智四德，似乎信的地位有所下降。其实不然，因为理学家们认为信就是真心实意地去实践仁义礼智四德，诚如朱熹所言：“信是诚实此四者，实有是仁，实有是义，礼智皆然。如五行之有土，非土不足以载四者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
信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但得到了古代思想家们的深刻理论阐释，更为千百年来的人们所坚守信奉，产生了一系列流传千古的动人故事，如桐叶封弟、一诺千金、鸡黍之交等，充分展现了信义精神的魅力，对今天的道德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信义是立身之本
信义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，对塑造健全人格、实现自我价值具有重要意义。孔子说：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孔子认为信义是君子的核心品质，义是根本底色，信则助人把事做成，使德行圆满。信要求言行一致、恪守承诺，只有信守诺言、真诚待人，才能赢得他人信任，建立稳固的人际关系；义要求坚守正义，若表里不一、背信弃义，终将被他人疏离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在利面前，首先要坚守道义的标准，如果符合道义，求利就无问题，如果违背道义，那就坚决不能做，这就是孔子主张的“见利思义”。
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，干成事业、干大事业，首先就要有信义。孔子曾经打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輗，小车无軏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孔子认为，人如果没有信用，就如同马车失去了车轭和车辕，根本无法前行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记载，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处事通达顺利，孔子回答说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行矣；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州里行乎哉！”一个人说话忠诚守信，做事敦厚恭敬，即便去了偏远之地，也能立身行事、受人敬重；如果一个人说话不讲诚信，做事轻浮不庄重，就算在本乡本土，也难以立足。
千百年来，信义不仅是道德伦理，还是很多人践行的价值标准。比如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等资料记载的“季札挂剑”故事：春秋时期吴国的公子季札奉命出使中原，路过徐国。徐国国君非常喜欢季札的佩剑，想向他借来把玩。季札由于有公务在身，没能给他，但与他约定：“等我出访回来再路过你这里时，就把它送给你。”可等季札再来徐国时，徐国国君已经去世了，季札于是把佩剑解下，悬于徐国国君陵边树上。又如《史记·季布栾布列传》记载的“一诺千金”故事：汉初的季布为人正直，只要是答应过的事，无论遇到多大困难，他都会想方设法做到，所以在民间流传着“得黄金百，不如得季布一诺”的说法。楚汉相争时，季布是项羽的部下，项羽兵败后，刘邦悬赏千金缉拿季布，并下令：窝藏季布者罪及三族。但由于季布信守承诺的名声远扬，许多人都敬重他、甘冒风险暗中助他。最终刘邦赦免季布，并拜其为郎中。“一诺千金”也成为流传至今的成语。
历史上也有不少因背信弃义而遭人唾弃的例子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一个词：食言，意为把自己说出的话再“吃”回去，指代说话不算数，这是对背信弃义者最形象、最生动的批评。其实这个词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，《国语》中就有“言不可食”的说法，《左传》也有“我食吾言，背天地也”的记载。
《论语·学而》记载子夏曰：“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”信义在朋友交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，它是友谊的基石，是朋友之间相互信任、彼此依靠的根本。羊左之交、鸡黍之交、桃园结义的故事流传千载，为我们诠释了朋友间信义的力量。即便到了现代社会，虽然今天的我们在生活方式、交往方式等方面与古人有巨大的差异，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需求、信任需求从未改变。信义依然是维系友情最牢固、最可靠的纽带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无论是小小的约定，还是重大的承诺，我们都应认真对待，言出必行，以信立身，以诚待人。
现代社会中，家庭、亲戚、邻里、同事、领导等，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关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但无一例外都需要信义这个支柱，有了信义为基础，各种关系才能够更加稳定和谐，才能给自己的生活和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。正如《周易》所言：“忠信，所以进德也；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”为人忠实守信，才能够增进道德、积累事业，这也正是孔子强调信义观的重要价值所在。
信义是社会之基
信义在古代社会是重要的伦理道德，在现代社会更是社会有序运转、和谐安定的基石。
在信义思想的影响下，我国古代传统社会建立了一套朴素而又行之有效的信用规则。邻里之间的信用体现为“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”，彼此亲近友善，相互扶持，恪守诚信，借物必还，借债必偿。宗族治理更是传统社会信用风尚的重要载体，几乎所有的族规家训中都有“守信笃义”“诚信待人”的条款，明确要求族人行事守信、待人诚信，不得欺诈、不得违约。一旦出现失信行为，不仅会受到宗族内部的斥责和惩戒，严重的还会被剥夺宗族身份。
在社会交往中，信义精神更多体现于商业领域。在大家的认知中，儒家似乎历来主张重义轻利，反对商业活动。其实，儒家并不反对求利，但反对见利忘义，认为求利应该符合道义，“义然后取，人不厌其取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。符合义的利，人们非但不会讨厌，还会热烈欢迎。这个义就包含了诚信、正义等内涵，如交易时明码标价、童叟无欺；信守承诺，履行合同契约；不泄露商业机密，维护合作伙伴的利益；以诚信为原则解决商业纠纷，不欺诈、不耍赖等。这种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基本精神，不仅塑造了独特的儒商精神，更推进了完善的商业信用体系的建立。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古代儒商的最早代表。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，子贡始终秉持信义理念，赢得了广泛信誉，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在他身上得到完美诠释，最终富致千金，成为儒商鼻祖，其诚信经营的理念影响了后世无数商人。到了唐代，商贸高度繁荣，跨地域贸易非常发达。唐代“飞钱”票据，印证了中国古代商人的信用实践。商人将钱帛存入长安西市柜坊，凭“飞钱”凭证可在扬州等地兑换现银。这种跨地域的信用体系，支撑着当时横跨欧亚的商贸网络。宋代之后，工商业得到更大发展，无论是《清明上河图》所展示的市民生活，还是纸币交子的流通使用，都展示出古代信用社会发展的鲜明特征。明清以来，晋商、徽商等著名商帮的核心秘诀之一都是诚信为本、以义制利，他们把传统的信义伦理转化为商业经济伦理，为构建传统商业信用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回溯古代商业的信义之道，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，更是为现代商业伦理寻找精神源泉。古代商帮依靠口口相传的信誉建立起商业信用网络，今天的市场经济也在信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更为复杂高效的信用体系。从最初由售货员售卖商品的商店、代销点，到无人值守、门口付账的超市，再到“无人馒头摊”“无人报摊”，再到如今网购信用体系的成熟、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、个人征信制度的建立，古代商业流传下来的信义智慧正在今天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小结
千百年来，信义文化的影响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。地名、人名等随处可见信义的影子，古代有信义郡、信义县，今天广东有信宜市，四川绵阳、山西吕梁都有信义镇；近代有信义银行、信义中学堂，现代也不乏以信义命名的实业品牌。
人无信义不立、业无信义不兴、国无信义不强，让信义之光继续照亮我们的人生、我们的社会和我们民族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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